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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边缘人 你呢
张爱平
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难得有人能逃出边缘人境遇和感受，连短期旅美的敝人都有了挺深的理解。而返回故土后蓦然发现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却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自美国归来，我和丈夫从思维、眼光、观念、生活状态、心理状态乃至工作方式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说是“脱胎换骨”也不为过。年届“不感”的我们，不能再忍受人浮于事毫无用心的机关“大锅饭”，不能再忍受听凭上级耳提面命的尴尬。下半辈子要靠个人奋斗去创造新生活，通过自我筹划实现理想的愿望从没有这么强烈过。于是，我们毅然抛开了以往生活中的一个又一个环，把自己由“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丈夫创办了一个汽车销售维修服务中心，当上了最累心的董事长。我则告别了一家大报社，干上了自由撰稿人兼文化公司总策划。
新生活带来了新的体验，新的财富。
应旧友之邀，偶随记者团外出客串采访，我发现，主办人在介绍我时往往需费些口舌，因“头衔”多且定位不准，均不如某报某刊的编辑记者来得清楚、明白。而我对这些旧同行们所关心、所议论的主题已颇觉生分，明显地有了距离。他们依旧谈论所在单位、领导的是是非非，而我早就不再以单位作为思考的圆心了。同时，他们也瞧我别样，不断地诘问：“为什么你好端端不当记者啦？”颇有点儿对同类中反叛者的大惑不解。
参加文人沙龙聚会，我已不习惯坐而论道，与商贾老板们同桌就餐，我又听不惯满口的孔方兄，如此，在文人圈觉得自己是商人，在商人圈又觉得自己是文人。到头来，成了个边缘人。
处在边缘人之位置，无形中给我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可以用另一副眼光冷眼看世象，看人群。我看到，凡我接触的那些商家大款在人前从不谈性，不谈带色传闻。也许在他们那里，议论已无必要。在公众场合，他们考虑的是如何塑造自身形象，都使劲往文化、往国家大事上靠。而文人则不然，新闻界也好，学术界也好，聚到一起，不管原先相识与否，不管男女长幼，每每是一串串令人啼笑皆非的“荤”故事，开起玩笑来亦是肆无忌惮，没什么正经。当我把这并非独家发现的发现告诉友人，他们无不惊异于我的眼力。
任何一个个体是不可替代的，哪怕他在边缘地带。可以预料，这样一批人的队伍将迅速壮大———人们很难再用传统的“士农工商”等行业划分去看待他们，他们是此又是彼，或者既非此又非彼，成了四不像。而生物界的四不像麋鹿正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物种呐。今天的我，有幸成为文与商的“城乡结合部”，悠游于两者之间，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说句戏言，边缘学科还通常都是前沿学科呢。充分利用两边的优势，既直面俗世又具有人文精神；做着社会需要的事情，又不乏自己的思考。写纯文人写不出来的，干纯商人干不了的。动用商业手段，通过市场把智慧转化为财富———当是明智的选择。
在给幼子讲故事时，我念过这么一则世界名著童话：蝙蝠兼有禽与兽的特征，在禽类与兽类的对阵厮杀中，它时而禽时而兽，两边讨好又两边欺骗，最后没落个好下场。转而想到自身，不禁哑然失笑。跨越两端的边缘人，弄得好，可能两者兼得，相得益彰，成为两端的桥梁、纽带。弄得不好，则可能谁都不承认你，谁都不带及你，何况文商之间的排斥、对立可谓由来已久。
有一位旧相识，年少时曾酷爱诗歌，在朋友圈中有“青年诗人”的美誉。后来此君弃文从商，大发特发，接连在数省开办了自己的公司。再见到时他已是一副彻头彻尾的商人派头，满肚子生意经。志得意满之余，老兄还不忘大杀回马枪，恣意抨击了一通文坛学术中人的寒酸，特鄙夷不屑的样子。我很不以为然———那毕竟是你曾经钟爱过的呀。行业之不同本无优劣，只是爱好使然，何必厚此薄彼？
另一个相类似的例子是，笔者的一位好友著作颇丰，向中国作家协会提出了入会申请。初评通过，却在最终的评审会上翻了船。事后得知，并非是他的作品没通过，只是他现在所在的文化公司惹了麻烦。评委中有一人无凭无据地发言：“听说这个公司不大好。”于是，这些最珍惜自己权益的著名作家们须臾之间便莫须有地决定了一个同样志向于文的人的命运。我听后想了想，那个公司好不好还在其次，这些评委们从情感上就不喜欢就反感同一营垒的人杀出去搞什么公司，赚什么钱。在一张否决票的背后，是旧式文人对商品经济的刻骨鄙视，格格不入。文与商都是社会必不可少的，并不是大相背谬、扦格不通之物，丝毫不存在为仇作对、鄙薄对方的道理。相反，文化为经济提供智力支持，经济为文化构筑坚实基础，方是国家之幸，民众之幸。或许，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边缘人的日益增多，文商之间的隔膜乃至对立终会成为可笑的历史。
《法制日报》 200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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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5 14: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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